（四）没有规定保险公司经营机动车责任强制险条件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机动车责任强制险的风险大于普通的商业保险，但因该险的公益性特征，决定了它的保费应低于普通的商业保险，大多保险公司不愿承保该险，但为了执行公共政策，不得不承保该险。如果保险公司主动经营该项业务，在税收方面理应得到鼓励与支持，而不应通过审批进行限制，对于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只需履行备案手续即可。

《条例》没有规定保险公司可以经营机动车责任强制险的条件，保监会根据第五条第三款批准哪些保险公司可以经营该险，以及根据第三十七条对未经保监会批准从事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行使处罚权缺乏依据，一方面，保监会在行使批准权和处罚权时，难免被诉，承担败诉风险；另一方面，产生公众监督保监会批准权正当行使的法律漏洞，导致保监会将来可能实施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 

此外，第三十七条规定还产生另一负面效应。如果投保人已向未获批准的保险公司投保，保监会责令该保险公司改正并退还保费，那么，保险公司对已发生的保险事故也就无需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责任，受害人的利益自然得不到有效保障。

（五）赔偿对象排除乘客

多数立法例规定机动车责任强制险不赔偿被保险人（驾驶人）的损失。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施行细则”(1997)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汽车交通事故仅涉及一辆汽车者，受害人不包括该汽车之驾驶人。至于受伤或受损的乘客是否在赔偿范围内，有不同的立法模式。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施行细则”(1997)没有排除乘客的受偿权。美国有些州规定被保险人家属及受雇人不是赔偿对象；有些州通过《汽车乘客法》限制保险人的赔偿范围，规定对于免费之乘客仅以被保险人重大过失致其损害时负赔偿责任，但该法饱受诟病①。

我国因交通事故造成乘客重大伤亡的现象频发，肇事司机在此情况下无力赔偿受害人，如果通过机动车责任强制险在责任限额内赔偿乘客损失，对乘客来说也是一种巨大安慰，但《条例》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将乘客排除在机动车责任强制险赔偿范围之外，有违该险之宗旨，难以实现社会和谐。

（六）没有区分故意的具体情况，笼统规定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故意造成的财产损失免责

美国机动车强制责任险存在“共同被保条款”，也就是说，被保险人不仅仅局限于投保人，一切经被保险人许可，使用被保险汽车的人，均为附加被保险人。如果被保险人的雇员（即附加被保险人）征得被保险人同意使用被保险汽车，故意肇事，但对于被保险人而言，仍然属于意外（除非该雇员肇事取得被保险人的唆使），保险公司仍然承担赔偿责任。《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没有区分故意的具体情况就规定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不利于保护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条例》有些表述不够严谨，有的过于概括，可操作性不强

（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机动车责任强制险中，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被保险人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被保险人对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也就无需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何来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因此，“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修改为“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过错的赔偿限额”更准确，不会产生歧义，有助于保险公司和投保人理性接受《条例》。

（二）《条例》第八条：“……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被保险人没有过错的，不提高其保险费率……。根据《民法通则》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驾驶员承担的是无过失责任，因此，即使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除非受害人故意造成人身伤亡，否则，不影响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由于责任保险的前提是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只要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其缴纳的保险费率就应适当提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保险费率的导向作用，提高被保险人的责任意识，减少保险事故的发生。

（三）《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对重要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解除合同前，应当书面通知投保人，投保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5日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上述期限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不得解除合同。依据保险法原理，如实告知义务发生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合同成立以后，也就不存在如实告知义务，存在的是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而该款却规定保险公司解除合同前（此时保险合同已成立），“投保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5日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法理逻辑混乱。

（四）《条例》第四十二条将“被保险人”解释为“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该解释过于概括，什么是“允许”（有的国家用“许可”一词）？该条例应对“允许”（许可）的涵义、允许的方法、允许的继续、允许的权利、允许的转授、允许的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② ，因确定被保险人的范围直接影响到受害人是否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也直接关涉到《条例》的宗旨是否得以实现以及得以实现的程度。

（五）《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驾驶人醉酒驾驶，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醉酒的认定，应通过医疗鉴定，而不应仅仅由证人作证就认定该人醉酒；在实务中，应区分醉酒驾驶和饮酒驾驶的界限。

（六）未作规定受害人求偿权的除斥期间。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1996)第十三条规定受益人的请求权2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自汽车交通事故发生之日起，逾10年者，亦同。这或许为我们提供借鉴。

结语

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迅速获得基本保障，是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法的理念，其具体制度应围绕该理念进行设计，并保障该理念得以实现。通过上文分析，我国《条例》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漏洞，不能充分保障该理念实现，充其量实现了保监会在保险市场上处罚权扩张和合法化。“亲戚或余悲，他人抑已歌”，对于那些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我们，尤其是具体负责制定《条例》的保监会，拿什么慰藉？

注释：

①施文森：汽车责任保险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民国六十九年六月二版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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